陶渊明作为一面镜子所映射出来的中国文人之变化

   《陶渊明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1月第一版，2005年7月北京第5次印刷，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的，前面有“北京大学中文系五六级四班同学和文学史教研室教师”共同写的题为“历代陶渊明研究情况简介”的序，观点很革命，但内容也还算全面。

　　本书是“资料汇编”的性质，所以虽然是革命年代编写的，但倒还看不出多少当时时代的特点。相反的是，这种撷取收录的性质，反倒使陶渊明变成了一面大大的镜子，活生生地照出历代文人的嘴脸来——嘴脸在这里只有一点点的贬义。

　　但其实陶渊明之成为一面镜子，也不是现在才有的，更不是现在才被我“孤明先发”地发现的，早在明朝，就有一个叫……的人，说“唐人多宦情，宋人多理障”，这里的“宦情”，自然是指唐人大多更关注陶渊明的出处，就是出不出来做官，这里面大多是同情的，但也有讽刺陶渊明因为不出来做官而饿肚子不得不去乞食的，比如王维；宋人的“理障”，则是指宋人多关注陶渊明的忠与贞，这里面又尤其夸赞陶渊明的忠于晋室，以至于把陶渊明的所有诗都跟他的“忠”牵扯到一起去了，把诗解释得都没有诗味而变成了哑谜，这大约就是宋人的“理障”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区分，所以唐代的人多关注陶渊明思想里面的道家成分，关注陶渊明的隐士的身份，甚至连杜甫这样的儒家诗人，都在戏谑陶渊明太过于喜欢自己的孩子，没有道家应该有的达观（他在《遣兴五首其一》里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但结果后来又有人翻出杜甫自己的诗来，说你杜少陵对自己的儿子更挂怀呢！不过那首诗也是好诗，我很喜欢，是他的《忆幼子（字骥子，时隔绝在鄜州）》：“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涧水空山道，柴门老树村。忆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轩。”这首诗，正可与陶渊明的“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相对照，而杜甫要比陶渊明惨，他所忆的幼子，后来是活活饿死了，他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说：“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宋人就跟唐人相反，拼命地要翻出陶渊明的儒家思想出来（因为儒家是讲“忠”的，因此讨论陶渊明的关键首先就是他是忠还是不忠，如果忠的话又有多忠，是只有自己忠还是连他的祖先都忠），这里面影响最大的大约就是朱熹，他说陶渊明“耻复屈身后代”、“耻事二姓”，又说渊明的诗也有豪放的比如《咏荆轲》，虽然这些都不算是朱熹的创见，但是被朱熹说出来，影响自然不同，于是一直到明清时期，说陶渊明是一个儒家忠于晋室的声音，都不绝于耳。

　　然而明清也还可以细分，金元仍承宋人遗绪，明前期则多论渊明诗艺，至郎瑛方承宋儒之说，以性理来解渊明诗，又翻出纪甲子的公案来，以为蔡采之《碧湖杂记》的观点不对，还是思悦的观点妥帖，但仍未论及渊明忠不忠晋的问题，归有光喜陶渊明之冲淡平和、安贫乐道，亦未论及忠晋之事，陆树声喜其特立惕厉，而又忧世乐天并行不悖，焦竑则喜其真，直到茅坤才重新提起《咏荆轲》、《感士不遇赋》等诗文，以为渊明是欲学张良“击博浪沙中”而不成，茅坤之后，论者多涉及陶渊明之人格，且多有发明，崔铣说渊明“洁身如嵇康而安，（上艹下逊）保如孙登而平，放志如阮籍而法”，游潜引张翠屏《题渊明归隐图》诗，说渊明是“苟遇知己，虽死可以许之，况于食其禄乎”，又引黄庭坚言，说渊明其实也是一个慈祥戏谑的父亲，在这些对渊明人格的议论中，大多都比较偏重渊明人格里所具有的儒者的一面，明确地提到陶渊明忠于晋室的是毛晋，他在《陶靖节集序》里说：“楚之屈大夫，韩之张司徒，汉之诸葛丞相，晋之陶征士……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时也不同，而其明君臣之义之心则一也。”毛晋生于1599年，死于1659年，所处时代已属明末，时代变迁之际，重提忠君之大义，也是正常的了。当时论及陶渊明之忠贞的，还有张溥，他说“君臣大义，蒙难欲明，仕则为（颜）清臣，不仕则为元亮”，还有赵维寰，他对比谢灵运和陶渊明之结局，以为渊明“凛然《春秋大义》，虽寄怀沉湎，而德辉弥上”。要之明朝人论渊明，重点多放在论渊明诗之妙处，只是到明朝末期才开始论及渊明之人格与忠贞，而论渊明人格时重点亦放在其中儒家的成分上。

　　清初论渊明者两人，一是黄宗羲，一是顾炎武，黄宗羲引徐姓不肯剃发者引宗族数十人避雁宕山事与桃花源事做对比，以为“秦虽暴，何至人人不能保有其身体发肤；即无桃花源，亦何往而不可避乎？”顾炎武则借论渊明之真，讽刺当时文人之辞伪，又说“陶征士、韦苏州，非直狷介，实有志天下者”，大约在当时文网之下，这两个人所发之议论，不能直言忠于明朝，所以只能曲折表白，旁敲侧击，但其中的沉痛，却是明明白白的。不过与黄宗羲顾炎武同时之王夫之，已经只论渊明诗艺而不及其余（或者此书未收入），但似乎也有漏网之鱼，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里，却也明明白白地提到“靖节独当易姓之际，更有难于言者，观入宋以后诗，以甲子纪年，何尝一刻忘君哉”，但这里吴淇所指之君，或者也可以被看作是清朝的皇帝而非明朝的皇帝，这种怀疑是有理由的，吴淇是顺治戊戌进士，历官镇江同知，他这时所说的君，自然只能被看作是清朝的皇帝，而不是明朝的，至于吴淇是不是暗中又有别的意思，就不是这里可以推测的了。比吴淇同时或稍迟，还有陈祚明和朱鹤龄，这两个人倒是明明白白地提到渊明的忠，陈祚明说：“千秋之诗，谓惟陶与杜可也。”朱鹤龄则说：“论隐逸者，不难于承平之时，而难于易姓之代。”之后的论者，提到陶渊明时，也大多涉及他于易姓之际的忠贞，而且甲子公案似乎再度热门起来，连续有人对此公案提出自己的见解，便是王士祯，虽是当时显贵，但也仍然说“阮、陶二公在典午，皆高流，然嗣宗能辞婚司马氏，而不能不为公卿作《劝进表》，其品远出渊明下矣”。这些论及渊明之忠晋者，用意可能大为不同，如朱鹤龄和陈祚明，终身未仕，则他们论渊明，可能是另有所托，如王士祯这样的，他们论渊明，或者可能真有喻意，或者竟也不免有向清朝皇帝卖好之嫌。但清朝的皇帝是早已祭了明皇帝的陵了，俨然已经是明朝皇统的法定继承人，而统治也早已稳固，自然不必再斤斤计较于文人们的旁敲侧击，而如陶渊明这样的大忠臣，反倒是要大大地表彰的，好把他当作引导文人们忠于自己的榜样，这样的目的很快就达到了，康熙年间，有一个叫程生崟的文人，是大学者吴瞻泰的门生，他奇怪于没有人注陶诗，于是问他的老师吴瞻泰说：“方今圣学休明，诗坛鼓吹，海内词人，注杜注韩，注白注苏，标新斗丽，熠熠缥缃，而独无注陶善本行世，岂真谓清庙明堂之音，不俪伯牙之琴、苏门之啸耶？”你看，康熙年间的文人，已经认为“圣学休明”了，而吴瞻泰是把这个写在他的《陶诗汇注》的序中的，显然也是同意这门生所说的“方今圣学休明”的盛景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沈德潜，他在《说诗晬语》中提到：“自勉勉人，每在耕稼；陶公异于晋人如此。”这里提到了陶渊明的躬耕，前人提到的比较少（苏轼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道：“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最重要的是这一点后来成为了论陶的重点。清人的学术相较前代为高，论陶也多有发明，如恽英、陶澎、方东树、潘德舆、方宗诚等人，所提出的观点皆值得参考，方东树勇猛精进，不满于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生活哲学，之前的人似乎没有像他这样斩钉截铁的，接方东树一脉的，有谭嗣同，他评价陶渊明“兴亡之际，盖难言之。使不幸而居高位，必铮铮以烈鸣矣”，这句话，倒像是他自己的自白了。

神奇啊

可以登录后台了，别人的blogger也可以打开了，但是我自己还是打不开，试发此篇留念。

去年究竟看了哪些书

十二月：《极权主义的起源》；
十一月：《通往奴役之路》；
十月：《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陶渊明传论》、《霍乱时期的爱情》；
九月：《陶渊明集校笺》；
八月：似乎没有；
七月：似乎没有。完成《我的外公是雷神》；
五月和六月：《三遂平妖传》、《梁武帝传》、《魏晋风流》、《东晋门阀政治》，完成《肉身成圣》的样章；
四月：《中国的思想与制度》、《好逑传》、《梁武帝传》，完成《飘浮在空中的兰若》；
三月：《清代笔记小说类编·武侠卷》；
二月：《两晋南北朝史》上册；
一月：《金瓶梅》前三册、《荡寇志》。

一年下来也就看了这么十几本书，更杯具的是有些书看过也就忘了，如果不是博客里面有记录的话，我简直要想不起来我竟然是已经看过它的，大概只有在看到它的时候才会回想起自己是看过的以及它大概的内容吧，但究竟是哪一年看的，肯定是想不起来了。不过因为去年三月外公的去世和八月李小放的出生，我想，无论如何这一年都会成为对我而言是难以忘怀的一年吧。

似乎应该写一个总结

　　2009年8月25日之前的事情，似乎已经变成了模糊的一团，然而认真回忆起来，似乎也还是记得的：陪神仙散步，她穿着孕妇裙；每天天黑了独自去跑步，一直跑到大汗淋漓；坐在彩超室门口的紧张，以及后来知道的神仙也是同样的紧张……然而所记得的事情似乎都与孩子有关，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被记住的。

　　结婚已经两年了，从前半年的磕磕碰碰，到后来的渐趋默契，再到后来的对孩子的越来越强烈的渴望，似乎都可以被遗忘，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记住的，我怀疑这种心态会扩散到与孩子有关的记忆——神仙已经在说：“我已经忘了他一个月时是什么样子了。”

　　而我在努力地从生活里跳出来，试图重新回到写作状态中。但我忘了具体是哪一天。我突然地意识到我仍然必须有我自己的生活，因为他已经不再像头三个月时那样的需要我，或者是因为我已经不再像头三个月时那样的沉迷于与他有关的一切。

　　其实我似乎不是一个很关心自己孩子的父亲，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不可能做类似于把孩子的照片四处散播这样的事情，我知道自己的孩子始终只是自己的孩子，对于别人而言他只是一个孩子，与别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我欣悦于他的成长，担心他会不会有某方面的缺陷，但也决没有疯狂到一定要把他陪养成一个天才，或者指望他能够超越正常的孩子的水准，或者再退一步，期望他能够实现我的梦想，于是我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他做的了，除了买吃的穿的玩的，除了抱一抱他，除了……好像没有什么更多的了，我觉得对他而言，最好的事情就是我能做好我自己。

　　年末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感到愤怒，这些事情与我个人没有什么大的紧迫的关系——除了ＦＣ２的博客被墙以外——但却开始让我感到恐惧。自从科学技术发展以来，自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传播以来，我们已经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觉，以为历史总是会向前发展，生活总会变得越来越好，然而最近这一段的事情，却突然让我意识到，原来我们也可能是处在一个向下的阶段，明天会比今天更黑暗。

　　然而郁闷和愤怒都无处发泄，我总以为我的孩子无论如何都会生活在一个比我更好的时代，然而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个恐怖的现实——他其实也有可能，而且是很大的可能，会生活在一个比我更糟的时代，而更恐怖的是，即便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也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我或许终于还是能够为他买下一套房子，虽然他长大了未必见得愿意住在里面，我或许能够赋予他健康的体魄和心智以及自信、勇敢的性格，我历年所买下来的书或许也可以成为他快乐的源泉之一，然而除此之外，我几乎都是无能为力的，这也是我感到绝望的原因。

　　我期望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觉，然而我的理智却告诉我这里面委实是充满危险，那些对ＧＤＰ的疯狂，那些对ＷＷＷ的扫荡，与当年的革命与运动是何等的相象，他们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把运动之外的一切全都扫除，凡是不支持他们的都会变成他们的敌人，他们在重新构筑秘密的警察部门，他们在人与人之间散播怀疑与不信任，他们用可能的罪名给人定罪，总有一天，他们也会逼迫和鼓励父母告发孩子，丈夫（妻子）告发妻子（丈夫），他们会重新将一个乌托邦强加于我们的头上，一切的人性与道德在这个乌托邦面前都将崩溃，新的人性将是没有人性的人性，新的道德将是没有道德的道德。

　　我期望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觉，历史不会重复，因为已经有新的变量加入，因为我们已经有过经验，因为我们已经能够更早地用警惕的态度对待这一切；如果那黑暗的现实真的降临，那我期望我的儿子不要成为那可怕的刽子手，我期望他能带着洁净的灵魂与骄傲的心灵与我重逢。

　　

被霾淹没的国度

　　相对于因为污染和气候造成的灰霾，人心里的灰霾更可怕，这种霾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所不在，重重地压在我们的心底，我们唯一的疏解方式，似乎就只有张开喉咙嘶吼——然而我们不是应该可以有更多的方式疏解吗？然而我们现在却似乎连嘶吼的权利也不可得了——在这个连在钱柜里唱歌都要被监控的时代，我们只能在我们的心底里嘶吼了，而我们的面容却必须保持平和，或者不如说是保持在一层平和的面具里。

　　幸好陈楸帆还给了我们一个光明的结尾。那就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老孙吧，用我们的笑与泪，一点一点地撕开人们心中那层层的阴霾，虽然我知道很快就会又有人来找老孙喝茶了，我也知道老孙这一回喝完茶后很有可能就要被送去疯人院，但总会有另一个老孙来到幼儿园的玻璃墙外，继续做一个勇敢的小丑！

——为《新幻界》所写的陈楸帆小说《霾》读后感

读《极权主义的起源》

1、资产阶级是另一种游牧民族，他们在地球上（如果可以他们希望他们的草原是整个宇宙）放牧他们的金色绵羊，他们与成吉思汗的部族最本质的不同是：成吉思汗的绵羊啃食青草，而资产阶级的绵羊啃食人类。

2、如果资产阶级的唯一目的就是拥有更多的金钱，那么可不可以将地主阶级的唯一目的界定为“拥有更多的土地”？

3 、关于暴民，见第221-222页：

　　“暴民从资本主义组织过程中兴起，19世纪一切重要的历史学家都早已注意到它小心翼翼而又急不可耐地成长。从布克哈特（Jaclb Burckhardt）到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历史学家正是从这一思考中产生了历史悲观主义（historical pessimism）。但是，历史学家们悲观地对这一现象本身持有先入之见，他们未能抓住一点，即，不能将暴民同正在成长的工业工人阶级混为一谈，当然更不能同民众整体混为一谈，实际上它由各个阶级被排斥的人组成。这种构成似乎使得暴民及其代表像是泯除了阶级差异，站在划分为阶级的民族之外的就是人民本身（纳粹会称之为‘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而不是人民的扭曲和丑化形式。历史悲观论者懂得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实质上极不负责任，他们也准确地预见到暴民有可能将民主扭转为暴政，从暴民中会产生暴君，暴君须依靠暴民的支持。他们未能懂得的是，暴民不仅是渣滓，也是资产阶级社会直接产生的副产品，所以它同资产阶级从来不会完全分离。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未能注意到，上流社会常常滋生出对底层社会的钦羡，这像一条线贯穿于整个19世纪，它连续不断地、一步一步地在所有道德问题上退却，它越来越欣赏后辈们的无政府主义的玩世不恭态度。在世纪交替之际，德雷富斯事件显示出法国的底层社会和上流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明确地将任何一个反德雷富斯派的‘英雄’归入底层社会或上流社会。“

4、关于暴民，见第284页：

　　“南非的种族社会一向有着混乱的预兆，这极大地教育了暴民，一个被剥夺权利的群体可以通过暴力来造出一个比它更低贱的阶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需要一场革命，而是与统治阶级的各个群体结伙，而外国民族和落后民族则提供了实施这种策略的最佳机会。”

5、关于阿拉伯的劳伦斯，见第298-301页：

　　“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指极权主义的到来），帝国主义者们毁灭了像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这样从冒险家（在很大程度上混合了屠龙者[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有道德的官僚]性质）转变为间谍的最优秀的人。后来再未有过这样一个体面的人如此纯粹地从事过秘密政治活动。劳伦斯(T·E·Lawrence)无畏地以自身做实验，然后归来时却相信自己属于‘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他认为这是因为‘老人东山再起，攫取了我们的胜利’，目的是为了‘根据他们熟悉的先前世界的样子再造世界’¹。其实老人们在这方面收效甚差，于是将这胜利连同他们的权力，都移交给了同属‘失落的一代’中的其他人，这些人既不老，也同劳伦斯不一样。劳伦斯与他们的区别，唯在于他仍然坚持一种早已失去一切客观基础的、一种只包含私人的、必定是唐·吉诃德式骑士态度的道德观。

　　“劳伦斯受诱惑去当在阿拉伯的特务，因为他有强烈的愿望要离开一个充斥着愚妄尊荣的世界，它的单调沉闷简直毫无意义，因为他厌恶这个世界，也厌恶自己。阿拉伯文明中最吸引他的一点是它的‘质朴的教理……也明显包含了一种质朴的道德观’，它‘无需家庭的守护神就能使自己变得高尚’²。在他回到英国文明的环境之后，他最想避开的是过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最后令人不可理解地居然报名在英国军队当一名士兵，军队明显地是一个以舍去他的个性来换得人的荣誉的唯一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劳伦斯被派去阿拉伯和近东，去唤起人们反抗土耳其人的压迫，站在英国一边作战，这时他真正投入了这场伟大游戏。只有当在阿拉伯各部落中间发动起一场民族运动，一场最终服务于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他才能达到目的。劳伦斯不得不表现出他的最大兴趣是在阿拉伯民族运动，他干得出色是因为他自己相信这个运动。但是他后来又不属于他们，他根本不能够‘想他们所想’和‘装扮他们的性格’。³ 他假装自己是一个阿拉伯人，这只会失去他的‘英国人的自我’(English self)，⁴ 并且醉心于用完全秘密状态来达到自我忘却，而不是用克洛默勋爵（1883-1907年任埃及的英国执政官，亦是‘屠龙者’之一）可能使用的对落后民族的仁慈统治的明显正当理由来欺骗自己。他比克洛默年长而且不幸，所以他最大的愉快是扮演一种角色，需要调整他的整个人格，直到他适应伟大游戏，直到他变成阿拉伯民族运动力量的化身，直到他在和必然大于他自身的各种力量的神秘连接中失去一切天然的虚荣，直到他自发地，而不是连接各种历史力量，达到一种极度的‘轻蔑，不是对别人，而是对他们所做的一切’。

　　“战争结束时，劳伦斯不得不放弃做特务的各种借口，恢复了他的‘英国人的自我’，⁵ 他‘用新的眼光打量着西方，以及它的一切习俗。对我而言，他们毁灭了一切。’⁶ 没有哪一种宣传力量能够赞美或限制伟大游戏，这个游戏提升了他，使他在20多岁时就超越国王和宰相们，因为他‘造就了他们，或者说玩弄了他们’，⁷ 他带着隐姓埋名的心理纠结回到故乡，深信他这一生中不可能再做令他满意的事情了。他从自己的准确知识中得出结论，不是他自己了不起，而是他扮演的角色了不起；是游戏的结果了不起，而不是他做的事了不起。现在他‘不想再做了不起的人了’，他决心‘不再做受人尊敬的人’，因此他就‘平息了……想为自己做任何事情的愿望’。⁸ 他曾经是一种力量的幻影，当那种力量、那种功能被拿走时，他变成众生之中的幻影。他疯狂地寻找的是想扮演另一种角色，而这正巧是‘游戏’，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和善而又不理解地向他询问的正是这场游戏，他的询问似乎是在另一个世纪说话，不明白一个有如此巨大成就的人为何不能拥有这些成就。⁹ 只有另一种角色、另一种作用才足以防止他自己或这个世界将他的事迹同阿拉伯等同起来，用一种新的个性取代他的旧的自我。他不想成为‘阿拉伯的劳伦斯’，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不想在失去旧的自我以后再去重新获得一个新的自我。他的伟大在于他有热情去拒绝廉价的妥协，轻而易举地进入受人尊重的现实，他从来不会不意识到，他一向只是一种功能，只扮演了一个角色，所以‘不应该以任何形式从他在阿拉伯所做的一切中受惠。他拒绝了自己争得的荣誉。他必须放弃根据他的名声而为他提供的工作，他也不允许自己利用成功而以劳伦斯的名字替报纸写文章获得报酬。’¹⁰

 　　劳伦斯令人感动的苦难和伟大的全部故事，不是领取薪水的官员和雇用的间谍的简单故事，而是一个真正的特务或真正的官员的故事，他真诚地相信自己进入了——或者说被驱动着进入——历史必然性的潮流，变成了统治世界的秘密力量的一名官员或特务。“我将我的手推车推进永恒的潮流，所以它比横渡或上溯的速度更快。最后我并不是相信阿拉伯的运动：而是认为它在当时当地是必然的。”¹¹ 正如克洛默为了印度而统治埃及，罗德斯为了进一步扩张而统治南非，劳伦斯的行动是出于某种将来的、不可预测的目的。他从中唯一能感到满意的来自于一种作用感，或者受某种大运动的欢迎或驱动，但欠缺对某种有限的成就的冷静良知。他回到伦敦后，处于绝望之中，想找到一种事情来取代这类“自我满足”，“而只要（原文如此）从摩托车的狂飙中获得”。¹² 劳伦斯虽然并未被一种狂热运动的意识形态控制，或许因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会受制于同时代的迷信，但他早就体验过那种魅力了，那些迷信是永恒的运动之潮流，而他已经对人类一切可能的责任感到绝望。他投身于其中，除了某种朦胧的庄重和以“正确行事”为自豪，此外一无所获。“我至今仍感到迷惑，个人的价值有多大？我猜想是很大的，只要他行事正确。”¹³ 那么，这就是西方人真正的骄傲，他不以自身为终点，就不再给世界规定法律而做“一件自己的事，或明显地属于他自己的事”，¹⁴ 而是“只要他正确行事”，他就有机会同“历史”和“必然”的各种秘密力量结盟——而他自己在其中只不过是一种功能。

6、关于多民族国家，见第244页：

　　“就它们（奥匈帝国和俄国）对多民族国家领土的统治而言，它们同其他政府的区别在于由一种官僚制度来直接地统治各民族，而不仅仅是剥削它们；政党难起有意义的作用，国会没有立法功能；国家通过发布命令来实施统治。议会对奥匈帝国来说只是一个草率含糊的辩论协会。在俄国和战前的奥地利，很难找到严肃的反对党，只有议会之外的团体才发挥反对派作用，它们知道，一旦进入了议会体系，只会失去群众对它们的广泛注意和支持。”

7、关于“国家通过发布命令来实施统治”，见第244-245页：

　　“从法律的角度看，官僚政制的政府靠命令来统治，这意味着权力变成了一切立法的直接来源，而在宪法政府中它只能加强法律。还有，命令发布是匿名的（而依据法律，总可以追溯到具体的人或会议），因此，总好像出自某种统治一切的权力而无须论证其合法性。波别耶多诺也夫嘲笑法律是‘圈套’，这是对执政者的永久性嘲笑，假设立法者缺乏自由，受囿于原则，司法者迟钝，受到解释法律的限制。官僚仅仅管辖一些命令，幻想经常性的行动，感到自己绝对优越于那些‘不求实际’的民众，认为他们永远只纠缠于‘法律细节’，所以总站在权力的范围之外，成为他获得一切的来源。

　　“统治者认为法律是无力的(powerless)，因为根据定义，法律与其实际应用是分离的。另一方面，命令只有在应用时才存在；除了可应用性之外，它无须证明其正当性。的确，一切政府在紧急状态下都使用命令，但是那里的紧急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明显的合理性证明和自动的限制。在官僚制政府中，命令以它们赤裸裸的纯粹形式出现，似乎它们不再由权势人物发布，而是权力的化身，统治者则不过是偶然的代表。在命令的背后，没有哪一条一般原则是简单的原因可以理解的，专家所详细了解的也只有不断变化的环境。命令统治下的民众从来不知是什么在统治他们，因为命令本身也是不可理解的，一切统治者保持主体地位的方法是精心封锁具体情况及其实际意义。殖民帝国主义也靠命令来统治，有时甚至称之为‘法令的政府’(régime des décrets)，¹⁵ 这是很危险的；然而统治当地人民的人都是外来的，感觉像是篡位者，因此在被统治民族中的影响也减弱了。只有像在俄国和奥地利这样的地方，才认可当地统治者和当地官僚政制为合法政府，可以用命令的统治来创造独断和神秘的气氛，作为它的唯一有效手段。“

8、旧式官僚统治和极权主义的区别，见第245页：

　　“旧式的官僚统治和最新的权权主义之间最显眼的区别之一，是俄国和奥地利战前的统治者们满足于一种权力虚耗的光芒，满足于对外在的命运的控制，而使灵魂的内在生命保持完整。极权主义的官僚政制对绝对权力的含义有更完整的理解，用同样的粗暴态度践踏私人生活和他的内心生命。这种极端有效的统治，造成了它统治下的人的内在天性随同他的社会政治活动一起被扼杀，以致旧有官僚政制的单纯政治衰竭变成了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整体的衰竭。”

9、关于卡夫卡，见第246页：

　　“奥地利的官僚政制并未激发起深刻的谎话，而是造就了它的一位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使他成为针对全部现实的幽默作家和批评家。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很懂得那种对命运的迷信，它主宰了生活在偶然事件之永恒规则下的人，一种必然倾向是将具体的超人类含义读解为偶发事件，其理性意义是无法了解和理解的。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类民族的巨大吸引力，他们的哀婉而优美的悲惨民间故事大大高于幸运民族的轻松而欢快的文学作品。他提示了必然性——甚至是恶的必然性——的傲慢，也提示了令人作呕的比喻，将恶与不幸解释成命运。他的作品所创造的奇迹，仅仅是因为他能够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创作，生活氛围的主要因素还没有完全显现；他相信自己想象力的巨大力量，能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而且本身能完成现实生活未曾集中关注的问题。¹⁶ “

10、群众与暴民的区别，见第314-315页：

　　“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社会和它的崩溃后出现的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副产品暴民之间的关系。群众与暴民只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两者都站在一切社会分支和正常的政治代表性之外。暴民继承了——尽管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标准和态度，而群众则只反映、并且多少有些歪曲一切阶级对公共事务的标准和态度。人在群众中的标准不仅仅是取决于、而且首先是不取决于他曾经从属过的具体阶级，而是取决于普遍的影响和社会上一切阶级心照不宣和不言而喻地共有的信念。”

11、逃避似乎是群众的本能，他们甚至愿意为此付出生命。

12、关于对群众的宣传，见第353页：

　　“换言之，如果说群众被一种逃避现实的愿望所蛊惑，因为在他们本质上无家可归的存在中，他们不再能忍受事实的偶然性和不可理解性，那么同样地，他们对虚构的渴望也与人类思维的能力有关，人类思维结构的一致性高于纯粹的思维现象。群众逃避现实，这是对世界的一种判决，他们被迫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却又不能在其中生存，因为偶然性变成了这个世界里的最高主宰，人类需要经常地将混乱的、偶然的条件转化为一种相对地比较一致的人为条件。群众反对‘现实主义’、常识，以及‘世界的表面真实’(plausibilities of the world)（伯克语），原因是他们的分子化，他们失去社会地位，随之失去整个社群关系，而常识本来只有在它的范围内才能产生意义。他们在精神上和社会上无家可归的情况下，就无法以一定的尺度来深刻洞悉任意性与计划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常识有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识。或者面对混乱的发展和完全任意性的衰落，或者服从于最严格的、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一致性，群众可能永远只会选择后者，随时以牺牲个人来作为代价——这并不因为他们愚蠢或邪恶，而是因为在总体的灾难中，这种逃避至少给予他们一种最低限度的自尊。“

13、关于极权主义的政权，见第393-395页：

　　“非极权主义世界在它和极权主义政府的外交事务上许多错误（最显著的例子是在签订慕尼黑协定时相信希特勒，在雅尔塔会议时相信斯大林）可以清晰地追溯，是由于经验和常识突然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与一切期望相反，重要的让步和国际声望的极大提高，无助于将极权主义国家重新纳入国际礼让，或使它们放弃谎言抱怨，反而促使它们利用暴力工具，导致在一切情况下都增加了对愿意和它们妥协的其他大国的敌视。

　　“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失望与早先背着的观察家和同情者对新革命政府的失望一样。他们原选期望的是建立新的机构，创造新的法规，无论其内容多么具革命性，都能导致稳定的状态，由此至少在极权主义运动奢政权的国家里阻止它的势头。实际情况正相反，在苏联和纳粹德国，恐怖的增加和国内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成反比，所以，政治反对派看来不是实施恐怖的借口（正如自由派批评者们对政府不会下这样的结论），而是它在盛怒时的最后障碍。¹⁷

　　“更令极权主义政体烦恼的是处理宪法问题。纳粹在掌权初期发布过大量的法律和法令，但是从不正式废除魏玛宪法；他们甚至让政府部门多少还有点作用——这一事实引起当地和外国许多观察家们希望对纳粹党有所限制，新政权能够迅速正常化。但是，随着纽伦堡法律的颁布，这种情况的发展就终止了，结果是纳粹本身对自己的立法毫不关心。相反，‘只有时常走向更新领域’，以致最后由纳粹制造的‘国家秘密警察的目标和范围’以及其他一切国家或正常机构的目标与范围，能够‘不受针对它们而发布的法律与规定的约束’。¹⁸ 

14、关于集中营事件在现代的危险性，见第460页，是第十二章最后一段的一部分：

　　“死尸工厂和遗弃人的洞穴的危险性在于，如今人口到处在增长，无家可归的现象也到处在增长，如果我们继续根据功利主义来思考世界，那么，人民群众仍然会变成多余者。在每一个地方，政治事件、社会事件、经济事件正在悄悄地和使人变成多余物的极权主义工具共谋。群众的功利主义常识能明白暗藏的诱惑，在大多数国家里，大众仍然十分恐惧死亡。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可以确信，他们的杀人工厂显示了能够迅速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清除从经济上来看是多余的、在社会上是无根的人类群众，这既是一种吸引，也是一种警告。在极权主义政权垮台之后，极权主义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种具有强烈诱惑的形式，将会在可能的时候，以对人有利，并且能够解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悲苦的姿态出现。”

notes

¹ 见劳伦斯：《智慧的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引论（第1版，1926），后来再版时根据萧伯纳的劝告而略去。可参见劳伦斯：《书信集》，戴维·伽奈特(David Garnett)主编（纽约，1939），262页。

² 引自1918年的一封信。见劳伦斯：《书信集》，244页。

³ 见劳伦斯：《智慧的七大柱石》，1938年版，第1章。

⁴ 同上。

⁵ 这一过程如何令人怀疑，如何困难，由下面一则轶事作了描述：“劳伦斯受邀请出席克拉里奇(Claridge)家的晚宴以及晚宴后在哈利·林赛夫人(Mrs.Harry Lindsay)家的晚会。他躲过了晚宴，但是穿着阿拉伯人的服装去赴晚会。“这事发生在1919年，见《书信集》，371页。 

⁶ 同1。

⁷ 劳伦斯在1929年写道：“任何一个像我那样快速上升……并且在世界的上层看到这么多内幕的人，都可能失去抱负，厌倦于普通的行动。我不是国王或者宰相，但是我造就了他们，或者说玩弄了他们，自那以后，在这一方面我就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了。”《书信集》，616页。

⁸ 见劳伦斯：《书信集》，尤可参照1918年的信（244页）以及1923年（447页）和1928的（616页）两封致萧伯纳的信。

⁹ 萧伯纳在1928年问劳伦斯“你的游戏究竟是什么？并且劝告说他在军队里的角色或者他在寻找的一份守夜人的工作（他认为可以“有许多良好的关系”）不太正经。

¹⁰ 见劳伦斯：《书信集》，264页。

¹¹ 见劳伦斯：《书信集》，1930年的信，693页。

¹² 见劳伦斯：《书信集》，1924年的信，456页。

¹³ 见劳伦斯：《书信集》，1930年的信，693页。

¹⁴ 见劳伦斯：《书信集》，第1章。

¹⁵ 见拉歇尔(M.Lrcher)：《论阿尔及利亚立法的基础》(Traité Elémentairé de Législation Algérienne)(1903)，第二卷，150-152页：“法国所有的殖民地政府都是法令政府。”

¹⁶ 尤见《城堡》(The Castle)(1930)中意义深远的巴那贝斯的故事，读起来像对俄罗斯文学中可怕情形的滑稽模仿。这个家族生活在诅咒之下，被当作麻风病人那样对待，一直到他们自己察觉，而这也只是因为他们的美貌女儿之一有一次敢于拒绝一位重要官吏的非礼。村民们事无巨细皆受官僚控制，奴隶们受到握有绝对权力的官吏们奇怪念头的支配，他们长久以来就明白，生活的好坏对他们来说只是“命运”，是他们无力改变的。小说揭露的不是无辜地送一封淫猥的信的K，而是腐败的收信人。村民们所说的“命运”就是这个意思。据K看来，“这不公平，太可恶，但是（他是）村里唯一有那种观点的人。”

¹⁷ 　　根据常识，在俄国，“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之严厉，与国家变平静成正比。”（西利加：《俄国之谜》，224页）多伊切（《斯大林政治传记》，218页）认为，在胜利时，“革命的解放精神”消失的原因可以见诸农民的态度的改变：他们转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越是坚决，就越相信地主和白俄将军们的力量已经破灭。”根据1930年发生恐怖的方向来看，这一解释似乎相当无力。它也没说清完全的恐怖并非开始于20年代，而是开始于30年代，当时农民阶级的反抗在这种情势下不再是一种积极的因素。赫鲁晓夫也指出：“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当时并未使用极端的镇压措施”来对付反对派，对付布哈林时也未用极端的镇压措施，而是在他们被击败之后很长时间，“才开始对他们镇压”。　　纳粹政府的恐怖在战时达到巅峰，当时德国民族实际上“已经统一”。恐怖的准备阶段回溯到1936年，当时一切有组织的内部抵抗都已停止，希姆莱提议扩建集中营。1943年希姆莱在哈尔科夫对冲锋队领导人的演讲表明这种压迫的特点是无视反抗：“我们只有一项任务，毫不留情地执行种族斗争。我们绝不会让那种优秀武器，亦即在哈尔科夫战役中开始的可怕名声黯然失色，相反会使它经常增添新的意义。”

¹⁸ 见芒兹：《警察的形式与权限》，5页和49页。纳粹很少想到自己颁布的法律和法规，这可以从他们的一名宪法法官的随意评论中看到。他觉得尽管缺少全面的法律新秩序，但是有一种“全面的改革”。（见恩斯特·休伯[Ernst R.Huber]：《论德国警察》[Die deutsche Polizei]，载《总体国家学说研究期刊》，第101卷，1940年1月，273页。） 

用pes2009预测南非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Ａ组　南非0:1乌拉圭　　　　　　　　　  墨西哥1:5法国

　　Ｂ组　阿根廷2:2韩国　　　　　　　　     尼日利亚1:3希腊

　　Ｃ组　英格兰3:0阿尔及利亚（突尼斯）　　美国1:1斯洛文尼亚

　　Ｄ组　德国2:2塞维利亚　　　　　　　　　澳大利亚0:3加纳

　　Ｅ组　荷兰1:1日本　　　　　　　　　　　丹麦1:2喀麦隆

　　Ｆ组　意大利4:1新西兰（伊朗）　　　　　巴拉圭3:3斯洛伐克

　　Ｇ组　巴西6:1科特迪瓦　　　　　          葡萄牙4:1朝鲜（阿联酋）

　　Ｈ组　西班牙3:1瑞士                          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4:2智利

　　游戏果然是日本人出品的，小日本上一轮战胜喀麦隆，这一轮又战平强敌荷兰，出线在望，南非果然是阿斗扶不起来，这一轮拼了命仍然一球输给乌拉圭，已经被淘汰，太惨了。墨西哥被法国灌进五个球的可能性比较小，韩国战平阿根廷倒不是没有可能，最惨的是德国，连平澳大利亚和塞维利亚，两轮仅居两分，有可能小组即被淘汰。

　　小水呀，不是我不待见德国，除了南非的比赛，其他的赛事都是电脑自己预测的，实在不能怪我呀。

用pes2009预测南非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

　　有四个队是pes2009中没有的，分别是朝鲜、洪都拉斯、新西兰和阿尔及利亚，其中，朝鲜用阿联酋代替，洪都拉斯用哥斯达黎加代替，新西兰用伊朗代替，阿尔及利亚用突尼斯代替，除了阿联酋相对显得稍弱之外，其它三个队的替代国家实力应该大致相当。

　　我自己用南非队来打，第一轮对墨西哥，选择了慎重，改变了默认的阵形，用四五一对敌，主要的进攻战术是祖玛的中路突破，上半场0:0，因为中场人数较多，控球还稍占上风，祖马还获得了两次射门机会，可惜都射飞了，下半场开始不久风云突变，左路突然被墨西哥的左后卫埃斯帕尔萨突破传中，墨西哥中锋卡乔抢点攻入一球，我只好换上皮纳尔打双影锋，替下一个中场，很快收效，祖马在中路突破后被铲倒，主罚点球被扑出补射入网，但是大概十分钟之后墨西哥再一次从左路突破，卡乔再进一球，随后皮纳尔受伤（他的受伤耐性是C），我用一个中锋来替换他，但是已经扳不回来了。

　　全部场次的比分：

　　Ａ组　南非1:2墨西哥　　　　　　　　　　乌拉圭0:3法国

　　Ｂ组　阿根廷3:1尼日利亚　　　　　　　　韩国0:2希腊

　　Ｃ组　英格兰3:1美国　　　　　　　　　　阿尔及利亚（突尼斯）2:1斯洛文尼亚

　　Ｄ组　德国2:2澳大利亚　　　　　　　　　加纳3:0塞维利亚

　　Ｅ组　荷兰4:2丹麦　　　　　　　　　　　日本2:1喀麦隆

　　Ｆ组　意大利3:1巴拉圭　　　　　　　　　新西兰（伊朗）3:2斯洛伐克

　　Ｇ组　巴西5:0朝鲜（阿联酋）　　　　　　葡萄牙2:1科特迪瓦

　　Ｈ组　西班牙3:2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　瑞士1:1智利

　　总的结果比较正常，稍有不对的地方，一是朝鲜应该不至于被巴西5:0痛殴（不知道金正日会不会后悔让朝鲜队去打世界杯决赛，幸好他们没有跟美国分在一组），二是如果考虑世界杯在南非主办的因素，日本胜喀麦隆2:1的可能性不太大，当然也不是全无可能，三是阿尔及利亚不太可能战胜淘汰了俄罗斯的斯洛文尼亚，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说总的结果，第一轮还算正常。

（小组赛第二轮待续）